长期以来，我国处于“国际弱势群体”，国人自尊心处于敏感脆弱状态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特别紧张，唯恐被“玷污国格”。其实很多情况下，个案的事件并非“国家典型案件”，大可不必兴师动众，把国家和个案捆绑在一起

　　中日之间可以从饺子事件中学到什么?

　　这个问号是东方早报记者对日本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秋叶刚男的提问，我以为问得很有水平。同时，秋叶刚男的回答也颇有水准。他说，对饺子事件“应当冷静对待，彻底调查。我们错误的一点是，认为嫌疑人是中国人的话就是中国的问题，是日本人的话就是日本的问题，这种思考方法是错误的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抓住这些嫌疑人并进行处理才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。”言简意赅，指出了思维误区，也指明了明智之举。

　　这位课长虽然检讨的是“我们”，也就是他们，但听着，又何尝不是针对我们说的呢？看来“举国思维”是人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。一个事件的发生，一旦牵涉到不同的国家，尤其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，人们往往轻易酿就意气用事、同仇敌忾的氛围，某个具体的人或具体的机构的责任就会被放大到“国家的责任”，这一放大，就难以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与决断，情绪的声浪淹没了理智的声音。

　　不客气地说，我们更善于产生这种“举国思维”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处于“国际弱势群体”，国人自尊心处于敏感脆弱状态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特别紧张，唯恐被“玷污国格”。其实很多情况下，个案的事件并非“国家典型案件”，大可不必兴师动众，把国家和个案捆绑在一起。我不禁想到，在最近几年发生在美国的几起校园枪杀案中，有中国人为主角的，也有韩国人为主角的。枪杀案发生后，我们没有从主流媒体或民间听到苛责“中国人”或“韩国人”的呼声，而是看到各方努力善后，积极探讨事情的成因，以免重蹈覆辙。

　　当然，美国主流舆论对事件的冷静处理，与其国情有关。作为一个移民国家，真正的“本土人”所占比例甚小，如果每个罪犯背后都要背上其原来的国籍，“株连”的人们数不胜数。个案就是个案，不能因为本·拉丹是穆斯林就认为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；不能因为个别法国人不明真相支持“藏独”，就认为“法国人仇视中国人”。假如大部分国民看待事件都能高屋建瓴、条分缕析、权衡利弊，避免以偏概全，一旦碰到类似的“饺子事件”，就不会过分执著于“哪国的责任”，而是应该追究“哪个犯罪者的责任”。

　　秋叶刚男对“饺子事件”的说法是很得体的，他说，事实上，在饺子事件发生前，日本国内已经对食品安全问题非常敏感。在这之前，日本国内就发生了很多关于有效期混乱、不良素材混入等食品问题。日本的企业发生了这样的食品问题后就会立即倒闭，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。所以我不认为饺子事件是因为和中国有关所以才闹得这么严重，而是日本人对食品安全积极关注和非常关心。在这个认知之上，我们希望能够早日破解这次饺子问题的刑事案件。这样的话是颇上台面的，无懈可击，因为你没法援引例证驳斥说，假如饺子是从其他国家进口，日本方面就会息事宁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国家的归国家，刑事的归刑事，就那么简单，也只能那么简单。

　　习惯性的“举国思维”，是建立大国形象必须逾越的障碍。富强的国家和文明的人民，一定不是狭隘的形象，而是在任何时刻和任何地方都能呈现出款款的君子风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