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沙窑瓷是指唐代长沙窑烧造的产品，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石渚湖附近。此地很早以来便名为石渚，或写作石潴，二十四史中的《晋书》、《魏书》中都有提到。唐“安史之乱”后，从北方迁来窑工的大量聚集于此，与当地居民共同烧造陶瓷，称之为石渚窑。印尼“黑石号”沉船打捞的长沙窑瓷碟上自书为“石渚孟子”“湘籍诗人李群玉在描述其烧造盛况时，也称之《石潴》。窑声衰落于五代之际，宋江以后为历史所尘封，人们早已忘却当年的盛况，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为考古学家所重新发现。公安部门长沙窑址区，面对方袤的窑址废墟，厚厚的历史文化堆积层，自然联想起诗中描绘的情景，“古岸陶为器，高林尽一焚。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。迥野爆响闻。地形穿凿势，恐到祝融坟。”遥感当年窑场之繁忙。

唐代制瓷名窑林立，南有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，北有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，形成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。长沙窑另辟蹊径，以彩瓷而崛起，独步名窑之林，瓷业开始呈现三足鼎立之势。釉下彩的普及，釉下彩多彩的创烧，为长沙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饰以诗歌、绘画，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装饰特色。至今为止，发现长沙窑题诗达一百多首，绝大多数为《全唐诗》所不见，此外还题定有诸多的警句、民谣。题材广泛，野趣旷达的绘画给人以清新爽目之感。这些题诗、绘画部分饰于带瓜棱的执壶，少量见于罐、碗及碟。壶上“美春酒”、“陈家美春酒”等字样标识表明，这种执壶是居家或酒肆用的酒壶；而“镇国茶瓶”表明当时也用做茶壶。碗碟上的“酒盏”、“荼（茶）盏”、“岳麓荼（茶）碗”等铭，也已表明其功能。罐上绘的“竹林七贤”及书写的酒诗，表明当时的储酒功用。随着茶、酒的推广和普及，以茶会友、以酒煽情成为人们社交的重要方式，同时商品经济的繁荣，兴起大量的茶社酒楼，如诗人所说：“江南一路酒旗多”。唐代茶、酒器具的大量出现，便是时代的产物。与诗、画的结合，是茶、酒在文化上的升华。诗中不少以酒为题材，显示是为助酒兴。而“直指人心”的诗话则是人们一杯清茶之后对人生的理性思索。那些关于人生百态的描绘，成为“诗的国度”的唐朝人们在茶、酒宴中的谈资话题。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里巷民间，对茶酒的嗜好，犹如对诗的痴迷，二者相互交融，正是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。壶上还有一些劝人行善、教人处世、规范礼义方面的警句、劝语，如“仁义礼智信”、“罗网之鸟，悔不高飞”，“悬钓之鱼，悔不忍饥”，“羊申跪乳之志”，“牛怀舐犊之恩”，“富从升合起，贫从不计来”等等。有在民间流行已久，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”，就出自荀子名篇《劝学》之中。说明茶酒聚会不全是一种休闲，也有抒情言志，互相劝导、勉励之意，以及对晚辈的训导。酒酣茶浓，其乐融融，在这种氛围之下，劝勉、训导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。至于那些绘画，其实是诗的另一种直观形式，唐代艺术家追求诗画相通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，如宋苏东坡所说“诗为无声画，画为有形诗”，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。”这些作品是画师对人生的惮悟。

长沙窑衰落之后，其装饰技法则为磁州窑所传承。不过长沙窑多饰于壶，而磁州窑书画不再多见于壶，而饰于枕。瓷壶多用于公众场所，故以诗言志；瓷枕则相对隐蔽之物，所书多是内心的情感独白，以词抒情。不过长沙窑瓷上也有几件题于枕上的情诗，或可视为磁州窑式书画饰的端倪。

长沙窑兴起较晚，但发展迅猛，产品覆盖面广，不但畅销于国内，而且远销东亚、南亚、西亚地区，最远抵达东北部非洲，被誉为第一个外销型瓷窑，将异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是长沙窑得海外第一桶金的秘决。当时只有长沙窑根据国外市场需求而设计、制作、包装（装饰）产品。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，长沙窑可谓功不可没。

俱往矣！长沙窑随同其蕴含的文化内涵早已掩没于厚厚的历史尘土之中，与诗、画艺术结合的茶酒文化也遗留在先人的记忆里。长沙窑文化酒楼的开办，旨在搭建一座平台，恢复“集体失忆”；同时借酒桌上的融洽氛围，彼此祝福，分享人生体验，相互慰勉，对当今创造和谐之社会也无不裨益。